这一年，他从“王平”确认为“代坤”——过去37年，有将近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寻亲、流浪。因没有身份线索，也没有身份证，他换了很多个名字。最为人熟知的就是“王平”，这名字他用了9年。
乡村的年味很浓，有窗花、对联，无一例外都是红色的。返乡的人们越过高速路，来到小店门口，挑挑拣拣，玩闹声衬起了节日的气氛。
62岁的生父代大启在年前突发脑出血，家里拿不出20多万的手术费，又把他从医院接回家中，日常是自己和母亲在家里照顾。
大哥在除夕的年夜饭之后就没再出现，二姐和四妹身在家乡，却顾不上团聚；已经远嫁宁波的小妹，更是与这个家庭少有联系。
这样的生活，跟代坤想象的不太一样。从1月5日确认找到亲生父母后，42天里的生活不断出现了新的问题。
于是，他选择了离开。大年初六早上9点12分，代坤在朋友圈内贴出一张前往成都的车票。
家里的屋子是瓦房，用的是旱厕，同之前一样，一穷二白；父母关系难以言说，吵闹不断，兄姐与亲友间因钱而有口角是非；直播间的热络在团圆宴后迅速离开，流量变现成为一个梦。
当离散的家庭与孩子因网络重新齐聚之时，镜头是他们共同需要跨过的第一道关隘。
他曾说自己不愿活在网络世界里，也不想被镜头包围。但另一头，从2023年6月至今，他的所有动向都被镜头追随，甚至连认亲仪式都在网络下完成。
这是志愿者们劝说的结果。那会，他们告诉“王平”：“你得让人知道，有了关注才能找到家。”
网络确是助推剂。“王平寻亲”的故事广泛传播后，不到半年，他完成了DNA比对，在数据库里匹配到了家人——他有身份了。
“王平”说，自己在半推半就中做了很多事。比如，那场由志愿者们主导的认亲仪式。
那像是一场为生意准备的仪式。村里有临时搭起的大棚，他家家门口拉起了布满名单的横幅与气球，充气拱门突兀地立在田间地头，这排场跟商场开业差不多。
1月12日早上9点，各种镜头尽可能近地怼在主角的面前，从黔西到新田的路上，从他进村穿过炮仗声，从给母亲献花到拥抱家人泪流满面，始终没停止。
镜头背后，有评论，有点赞，还有与“提现”最为相关的粉丝数——这些都上来了。
志愿者说，“王平”这两个字是意味着流量，不能轻易丢弃。他照做了。志愿者让他尝试直播攒粉、带货，他也应了下来。
取而代之的那个人叫“代坤”。他面对镜头，感谢媒体、感谢志愿者、感谢警方、感谢网友。过程进行得颤颤巍巍，他生怕漏掉名单上的任何人。
只要镜头对准代坤，他身后那些还在寻亲的标牌便会找准位置，亮出自己“失去”的家人信息，代坤也会对着镜头，挨个介绍。
接着，代坤与镜头一同走进久违的家，指着屋子里的人和物：“这是我姨妈”，“这个柜子我小时候就在，20多年了，是我母亲的嫁妆”。
父亲撑直了腰，坐在屋内和代坤一起面对网友的提问；哥哥在屋外不断接受各个媒体采访，从一个镜头转向另一个——聊起这个许久没见的弟弟，他亲切地称他为“小坤”。
代坤也是，他把自己揉成团，塞进手机的直播间里。到了下午，手机的电量告急，他从满屋子的人里穿过，直奔屋内的插头而去。补上了电后，歪歪扭扭的手机就那么连着充电线，保持着直播间的存续。
总之，一家人没停过，也没坐下来好好聊上几句。哥哥说，与家里人的相处，不急于一时。“小坤要弄直播，得赚钱。”
他是生疏的，手放在桌下，不停揉搓，表情偶有发愣。边上的志愿者看不下去，侧着身子出来说话，强调这是一场“义卖”，选品是志愿者偶然发现的当地特色剁椒，卖23.9元/瓶。
下播后，志愿者坐在暂未拆空的大棚里，嘴里嘟囔了一句：“卖得真差。”后台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着——开播3小时，卖货总价约为600元。
流量变现按照志愿者们的规划，持续了大约一个月。他染了头发，那些象征着衰老和烦恼的白色不见了。
镜头之外，代坤还是说自己不喜欢如此被关注。他只想，找到父母后，像个正常人一样好好生活。
这个家在村子里，从黔西县城往北走，下到212国道，再开近20公里，就能抵达。
这里没有主街，路的一侧是村里人的自建房，另一侧是脏乱小路布成的迷阵，鸡踩在人们的脚下啄食。天一暗，通往县城的巴士就停了。
二姐说，在村里，人们讨生活的方式不多，近处的一所煤矿滋养了村里人的生计。除此之外，大多数未老的劳动力大部分会选择外出打工。哪怕是62岁的父亲，都会不时在村县之间跑黑摩的。
有人问过她，是否担心弟弟会再次离开。她说自己想不了那么远，以后的事情家人也无法干涉。
代家共有五个子女，哥哥的主业不明，多数时候靠打零工生活，回家的次数少。二姐具体做什么工作，他不太记得，“好像在煤矿工作”。两个妹妹远嫁浙江和福建，偶尔和家里人电话来往。
实际上，二姐做小生意，刚在老宅附近建了新房，花了不少钱。代坤的父母在生活中多有摩擦，离婚后又复合。
即便是在认亲仪式上，代坤的父母也少有同框。大多数时候，父亲是沉默的，他坐在大棚的长凳上抽着旱烟，和乡民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母亲从头至尾一直端着装满花生瓜子的盘子，弯下腰送到每位客人身前。
合影的时候，代坤和母亲靠得很近，他用手搂着她。镜头往下带，母亲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异常显眼。这是二姐女儿送她的礼物，是玻璃做的，那是母亲在这些年唯一收到后辈的礼物。
代坤的姨母带着红包来到里屋，母亲走了进来。相隔不到5公里的两家人10年未见，代母说，“之前过年你都没来过，好不容易见到了得多坐一会儿”。姨母推说家里忙，把红包塞到代坤手里，就匆匆离开。
代坤站在一旁，半推半就地接过红包，然后又往屋外走去。他还要照顾更多的客人，尽管很多人都叫不上名字。他说，那些客人鲜少出没在他的记忆里。
短暂的几张合影之后，代坤与父母的相处是客气的。他坐在屋内，进出的母亲想端着瓜子和糖果递上桌，但看到代坤和人志愿者聊着天，又慌忙离开。
俩人偶尔眼神触碰，还是代坤先开的口，“妈，你休息会儿”。母亲腼腆地笑了下，又转了出去。
热闹散去，代坤与父母的接触也变少了。他没再拉起母亲那双满是皱褶的手，只是在口中不断重复“谢谢”。那束献给母亲的手捧花也被放在了屋内的柜子上，和昏暗的灯光渐渐融合。
天色已黑，人群散去。母亲忙着收拾认亲仪式剩下的饭菜，招呼着吃宵夜。代坤和父亲、哥哥、姐姐坐在门前的火铳边取暖。
几人的对话简短，聊的是当天的天气和去黔西的公交线路。但很快，彼此相顾无言，各自烘着双手。几个小时之前，网络上看到的场景是，哥哥搂着代坤，热络地说，“这是我的兄弟”。
更多的时候，代坤还是把自己埋在网络里。到2月21日为止，他统共开播56次。频率最高的时候，一天做了6场直播。
1月30日，父亲住进医院，急需手术费用。一家人四目相对，代坤拿不出钱，哥哥从他那“借”走了几百块后就“消失”了，二姐能支配的钱不过万元，赶来的姑姑想让代坤去银行贷款。一时间，所有压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
两难之下，代坤在网上发起筹款，寄希望于网络能再次帮到他。但是这一次，网络力量极其微弱。
这种无力感，从代坤回家之后就一直存在——因为，过去那些记忆和现实有偏差。
在找到亲人之前，他一直认为自身叫王平，出生于1991年的广西，成为“黑户”的原因是被拐卖。
但认亲仪式前的那晚，他忽然背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事后验证，那与户口本上登记的身份证号一致。
在他的印象中，龙斌是他在广东佛山福利院的名字。事实上，据志愿者以及警方的查证，他口中的福利院并不存在；而王平是他2014年前后，一位好心人给他取的名字。
代坤的名字出现在2017年——那年他流浪到成都，因“黑户”进了广汉市的救助站。根据记录，他当时提供的名字是代坤。
如果一再追问，代坤的故事便会出现各种矛盾、且无法求证的裂缝。他试图解释，就像过去解释自己的“黑户”身份一样。大部分人是将信将疑，或者说，没人能完全相信他说的话。
不过，他背后有一处长达10多厘米的疤痕是线日在贵阳被砍伤，受伤后他进了西湖派出所。但为什么受伤，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他想不起来了。
“失忆”干净利落的一刀斩光所有的混乱。这在不少“黑户”的口中，或许是某种自我保护机制，以覆盖他们曾被伤害的印记。
黄山市祁门县的徐兰秀也说，不记得自己遭遇过什么，想不起自己的年龄。说起过去，能捞起的碎片只有一些地名。她说自己理解代坤。
那些年，他没有身份，没有银行卡，被人看不起、被人误认为是逃犯，他得用各种方式来让人相信他的说辞。
越来越艰难的日子是2015年开始的，摄像头、刷脸、扫身份证这些电子化的身份识别系统逐渐完善，代坤在现实世界的活动空间慢慢的变小。
虚拟世界里，代坤也没能跟上网络时代的步调。线上支付、外卖，网约车，这些普通人习以为常的工具都将他拒之门外。
“流浪”的日子里，也偶发过温情，他说2011年在云南昆明和一位女孩有过恋情。俩人同在一家餐馆打工，慢慢产生感情，最后住在一起。在他的口述中，他很笃定地女孩怀上了他的孩子。
他还很笃定地说，“我没抱到那孩子，只能看着”。无论如何，他把那段时光在记忆里贴了标签：“有家的感觉”。
在DNA成功比对后，他一直想搞清楚一件事：父母究竟有没有找过他。认亲之前，他得到了回复，父母曾托人在沿海一带试图搜寻过他的踪迹，只是他们自己从未亲身跨出过贵州一带。
1月11日那晚，讲诉这段过去的时候，代坤的眼神有些躲闪。有记者对着他发问：“你有恨意吗？”
代坤刚想回答，志愿者打断了对话。他们都以为，这脱离了“认亲”的主题，也对“生意”无益。
认亲仪式结束后，代坤再次确认过自己心中的疑虑。哥哥说，停止寻人的原因是，家里承担不了时常外出的路费。那之后，便注销了代坤的户口。
之后，代坤还知道了一件事：家里人在找寻无望后，以为他已经遇难，还举办了简单的祭奠仪式，烧了纸钱。
按照他的记忆，他一直以为是自己离开了家。但实际上，他对这个家庭而言也没有自己想的那么重要。
代坤的生活并不如想象的顺利。那场耗费了巨大财力的认亲仪式结束之后，他学着如何与家人的相处、与过去的自己告别。
1月13日中午，认亲宴结束，代家恢复了本来的样貌。拱桥被拆去，印着喜字的气球被吹到田里，家里的几个孩子帮着清理现场垃圾。
老人围着代坤聊起未来，代坤说自己想去镇上开店，卖些五金或是电脑。亲戚们说，38岁了，先成家要紧，得两手抓。
代坤有些不知所措，他把头低下，在手机的相册里翻寻。那里面有他之前在成都倒卖电脑的照片，他想找出来，试图证明些什么。
那天，代坤来到黔西市，这里有他似曾相识的很多东西，比如十字路口的大转盘——水西广场，中间的雕塑是莲花里立着一头金色的狮子。
1月底，太阳升起，代坤走进了一间派出所——身份证办了下来。几个小时后，夜幕降临，他又把自己塞进了直播间。但纵使他在直播间内如何卖力，赚钱仍是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找到了亲生父母和拿到身份证，并不代表能过上轻松日子。他陷入了矛盾——一方面，他想过留在原乡，开店创业。他是个传统、老实的人，对家里心怀愧疚，想担起为人子的责任。另一方面，看着眼前这个家庭，他不知道从何开始。
2月15日中午，他抵达成都，借了一笔钱，又花了1200元买了辆电瓶车。他想拾起自己的老本行，做点电脑耗材生意。本金暂时还没着落，就先去送外卖赚些钱。他看了下自己的银行卡余额，还剩146元。
但没过几天，代坤就发现跑外卖赚不到太多钱。他说，现在的目标是找个正式工，把外卖当兼职。他还有个朴实的想法，先赚到十几万，回家建个四、五间房的小平层。至于要花多久，他想的是2-3年，更远的将来，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