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国人看上海石库门：房子貌似还在人渐渐消失了

  去年夏天，中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用盛大的七一晚会庆祝了建党九十五周年。1921 年，一大在上海召开。相比于北京的喧闹而言，在党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上海庆祝建党九十五周年的方式就显得冷清平静了一些：上海市发布了一份电子地图，上面标注了很多当年党在被外国人占领的上海从事早期活动的重要地址。

  这份地图颇为简单。比如说，点击身穿学者长袍的男子，系统就会用一个一蹦一跳的卡通形象带领你前往自忠路 163 弄的一座砖砌建筑。在这栋建筑里，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望道首次将《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翻译成了汉语。（不久之后，中文版和英文版的电子地图应用程序将在各大智能手机应用市场上线）

  任何想在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实地朝拜历史建筑的人都面临一个问题：随着过去二十年的快速的提升，上海已然浮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电子地图上标注的历史建筑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历史建筑并不多，而且都处在周围三、四十层高楼大厦的阴影之下。这其中就包括了孙中山先生在前法租界居住的那个不起眼的瓦顶小楼。

  最近，我打算去拜访在上海的第一个住处：位于曾经名为安义路街上的一栋历史建筑。但到达实地后，我发现了自己来到了静安嘉里中心，一个总建筑面积约为三十六万平方米的综合性建筑。其功能多样，融合了居住、办公、酒店、购物等多种元素。而两层排屋的故居就坐落在四季恒温的豪华商场和五星级香格里拉酒店的牛排餐厅之间。在这栋故居里，中国未来的伟大舵手曾经在阁楼上折叠洗好的衣物，享用平淡的菜肴。

  幸运的是，足够的上海历史建筑典范得以存下来。通过这一些建筑，游客可以体会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诞生时上海的风貌。从上海最后一个石库门（通过一扇石头门进入两排建筑之间的里弄）中走过，你仿佛穿越到了那个号称邪恶却迷人的“东方巴黎”。同时，你又能感受时光的力量，体验到这些年来上海发生的巨大变化。

  我第一次接触石库门是十年前的事。那时，皇家亚洲协会（Royal Asiatic Society）中国部上海分会前任主席彼得希巴德（Peter Hibbard）带领我参观了外滩附近的一个里弄建筑群。

  这里的建筑充满神秘色彩，但大部分却空闲而无人居住。徜徉其间时，希巴德告诉我说：“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80% 的上海人还居住在这种两层或者三层的石库门中。石库门的功能和封闭式小区很类似，是城市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你还能在石库门的入口处看到负责看守的人。老上海的生活有一个本质特征：生活以水平方式铺开，人们的所有活动都发生在街头巷尾。”

  虽然希巴德带领我参观的那些建筑已被从地图上抹去，但你仍可以去“新天地”领略一下石库门的风采。新天地位于黄浦区和徐汇区，里面有一片经过翻新改造的里弄建筑群。1943 年之前，新天地所在的区域属于法租界。兴业路 76 号和 78 号的老房子是当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地方。鉴于此，它们得以在拆迁改造中“幸存”下来。一大召开的三十年后，它们被划定为历史保护建筑。当时，曾经还是私人住宅的房子已经变成了一家面条厂。如今人们将兴业路 76 号和 78 号改造成了博物馆，使其成为高端购物和娱乐区“新天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大会址纪念馆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博物馆。在这里，中国用非常传统的方式来进行庆祝——历史人物蜡像陈列展。在这个狭小局促的联排房屋里，人们陈列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十二位未来的重要人物以及年仅二十七岁的的蜡像。通过一面喷漆的隔断，游客能进入一间层高非常高的房间。在光滑的红色地板上，十二条凳子围绕在一张长桌前。桌子上还摆放着茶杯和一盒打开了的火柴。这样的布置还原了当年代表们仓促离开的场面。（因为警方密探的忽然出现，一大召开时在很短时间内就被迫终止。和其他代表在警察突袭之前便成功脱身。此后，他们转移至嘉兴南湖的一条渔船上继续开会。）

  在新天地的弄堂里漫步，传统石库门的魅力随处可见。这些联排房屋由蓝灰色砖块砌成，深红色的门楣上雕刻有精致的图案。放眼一看，它们就好像是英国北部城市里成排工人住房的压缩版一样。石库门里的小巷很窄，有的只有八英尺宽（约合 2.4 米）。只有自行车和黄包车才能在这样的空间里穿梭自如，汽车根本没办法进入。也正是因为这样，石库门才成为饱受交通拥堵之苦市中心区域的一片安静绿洲。

  最早的石库门出现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实际上，大多数石库门都是由西方人开发建造的。那时候，石库门的作用是给从乡下逃避洪灾、饥荒和动荡而来到上海的富裕家庭提供落脚之地。负责建造石库门的本地承包商采用了传统的四合院式室内布局和充满上海特色的本地装饰式样。

  石库门屋里厢博物馆（Shikumen Open House Museum）位于新天地北区，是一个刚刚经过翻修的私人住宅。在这里，你能领略东西方文化碰撞结合带来的有趣风貌。这栋房子的前院非常狭小，人们通常在这里洗衣服和晾晒衣服。穿过前院，跨过宽大的木质门槛，你便能进入长方形的客厅。客厅里布置着很多檀木家具，墙上还挂有尽显历史沧桑的照片和绘画。

  留声机播放着优柔的爵士乐，与人们踩在地板上发出的吱嘎声音混合在一起。挂钩上，一件女士无袖丝绸旗袍优雅地沉睡着；梳妆台上，翡翠发夹、口红和粉底整齐地排列在一起。走进厨房，竹篮、长柄漏勺和巨大的铁锅静静地躺在“大腹便便”的煤炉之上。屋内的楼梯颇为陡峭。楼梯爬到一半，你便能在正房后面的楼梯中间找到“亭子间”（可以说是石库门房子里最差的房间，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译者注）。亭子间朝向背面，一般租住给单身汉。现代主义作家鲁迅、郁达夫都曾住在 100 平方英尺（约合 9.3 平方米）的亭子间内，感受着石库门的生活。再往上走就是卧室，有些卧室里面配有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箱式大床。总体来说这套房子给人一种奢华感，内部空间出人意料的宽敞，像是一个上层的中产阶级家庭的住宅。

  这样的展示很漂亮，但也充满误导。上世纪三十年代，第二次中日战争导致大量移民涌入上海的租界区域。因此，大部分石库门建筑里挤进了四户人家。平均算下来，每个石库门要为二十个人提供庇护。然后在新天地的石库门屋里厢博物馆，人们展示的则是一种理想情况下的联排房屋生活情况。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新天地的这片区域内还居住着两千多户人家。在后来的改造过程中，开发商拆毁石库门的内部结构后又在原址上彻底重建。这样一来，人们才有空间建设商业区。如今的新天地充满了现代气息，你可以在星巴克买一杯拿铁，可以去宝莱纳餐厅（Paulaner Bruhaus）品尝比尔森啤酒，也可以在高档服装连锁店“上海滩”买一条价格令人咋舌的丝巾。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说：“新天地是假古董。上海没剩下几个石库门建筑了。那些留下来的都是体现上海生活风韵的活化石。”

  阮教授至今仍能回忆起自己在石库门内度过的少年岁月。每每提起那段时光，他都满怀深情。

  生活在石库门里，每天的生活通常在一曲“小巷大合唱”中拉开序幕：先是人们用竹刷清洗被清洁工倒空的马桶的声音，接着第一批商贩开始摆摊，叫卖手工混沌、油豆腐和新鲜的绿橄榄。通常而言，买东西的人会从楼上的窗户中扔下一个空篮子，待小贩将商品放入后再拉上去。再之后，巷子中就回荡着上学路上孩子们的叫喊和哭闹（学校一般也建在同一片建筑群之内）。突降暴雨之时，邻居家的奶奶会冲出去帮不在家的邻居将晾晒在外面的衣服收起来。夏日时分，居民们经常在晚饭后聚在一起，乘凉，聊八卦，打麻将，分享在井水里冰镇过的西瓜。

  阮教授告诉我：“如今，我们居住的地方没什么公共空间。我们甚至都不认识自己的邻居。”

  在阮教授看来，石库门塑造了上海人的性格。因为与外国人和别的地方的中国人接触，上海人见多识广；因为紧密的邻里关系，上海人养成了善于长期规划的习惯，能够在避免日常纷扰之余悄悄的想办法为自己谋取利益。

  他告诉我说，石库门的建设工作在 1949 年划上句号。那时候，上海共计有九千多个里弄住宅群，容纳了大约四百万人口。上海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这里展开：石库门内既有托儿所也有棺材铺，既有大学也有寺庙，既有酒店旅馆也有红灯区（声名狼藉的会乐里一度聚集了一百七十一家妓院）。

  拆迁工作从上世纪九十年开始。随着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筹备工作的展开，拆迁的力度慢慢的变大。政府为大部分房屋被征用的居民提供了安置方案，而绝大多数人也欣然接受。这些居民的新安置房大多是高层楼房，位于距离旧宅大约一小时地铁车程的地方（钉子户则遭受骚扰和恐吓。在某些极端案例中，拆迁队甚至还杀害钉子户以达到拆迁的目的）。阮教授认为，现在大约只有二十万上海居民还生活在里弄住宅群之中。

  我一路坐着地铁来到新闸路站，然后走过几个街区来到东斯文里（斯文里在新闸路北的大通路两侧，以路为界分东、西斯文里。有资料记录称这是上海顶级规模的旧式里弄之一）。这里此前是一片墓地。1914 年，一位西班牙裔的犹太人企业家投资进行了改造工作。当时，斯文里一度容纳了一万一千人。现如今，这里只居住着十二户人家。跨过里弄的大门后，城市交通那浓厚的废气味道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合着葱蒜爆锅和炖肉气息的芬芳。灰色的砖块慢慢的开始呈现褐色。人们在上面涂上灰泥，然后贴上减肥药广告、涂写上疏通下水道或者小贩的手机号。现在这些广告已经残破不全，号码也不完整。很多屋子的大门上都有一个用红色油漆写着的“空”字。在用于洗衣服的混凝土水槽之间，几辆自行车斜靠在墙上。偶尔，你还能听到不远处有公鸡啼鸣的声音。

  在两条里弄的交汇处，六个居民围坐在凳子上消磨时光。其中一人叫倪伟明（音译），今年 57 岁，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我告诉他，自己从未见过石库门民居里面的真实样貌。于是他便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里看看。倪先生家的结构布局和新天地石库门屋里厢博物馆非常类似：用来洗衣服的前院、长方形的客厅、通往二楼卧室的陡峭楼梯…不过，倪先生家缺少那份理想化的魅力。他们家屋子之间的隔断由塑料薄片和牛皮胶带打造，厨具只有电磁炉上的一口炒菜锅，浴缸则是一个齐腰高的大木桶。虽然政府提出了七百万人民币的拆迁补偿协议，但倪先生依旧没答应。他说自己不肯妥协是为了争取更高的拆迁费。

  他说：“七百万已经足以让我过上舒适的生活。但让我离开这里，我也有遗憾和不舍。我的小学就坐落在这片石库门里，我也是在这里遇见了我的老婆。她和我住在同一个‘街区’里。同样，我的孩子和邻居家孩子一起在这里写作业。这里曾经充满了邻里之间和睦生活的烟火气息。然而现在，只有七户家庭还住在这个里弄之中。”

  倪先生说，传言称有个香港的开发商计划将这些石库门全部拆掉，然后建起摩天大楼。

  小巷的路面铺上了一层沥青，覆盖了原来的鹅卵石小路。望着我身后的悠长巷子，倪先生点起了一支烟。他慢慢把视线移到了一排雕刻有装饰图案的门楣上，也就是是石库门入口的位置。

  他说：“你知道，如果政府愿意保留这里的原始风貌并加以修缮恢复，那它肯定比新天地更能体现老上海的风韵。”

  我前去石库门当地考验查证之后，上海市各级政府已经将 260 个历史民居划为保护性建筑。奇普菲尔德建筑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Shanghai office of Chipperfield Architects）将监督负责东斯文里历史民居的保护工作。不过遗憾的是，让石库门真正成为一个鲜活社区的居民们将搬离出去。法国建筑师 Jrmy Cheval 出过一本有着大量美丽插图的书，详细记录了石库门内居民的真实生活。

  其他的石库门则散落在上海的其他角落，被写字楼和公寓楼说包围着。辅德里是二大（因为在上海的偏僻街道上迷路而未能出席）的召开地，如今它的风貌被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南京西路上的张园始建于 1882 年，由一位中国商人出资建造，堪称非凡别致。因为扮演了老年人社区活动中心的角色，因此这处宅院也逃过了被拆除的噩运。其他的石库门建筑群虽然不如张园这般风景宜人，但却住着很多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中很多人都没有暂住证，这也让他们所居住石库门的未来显得岌岌可危。

  如果你想用最快的方式领略传统里弄住宅群的生机和活力，那么去田子坊应该是不错的选择。田子坊距离打浦桥地铁站仅有五分钟步行的路程。上世纪九十年代，泰康路 210 弄上的小工厂和石库门被画家、雕塑家和陶艺家所占领。他们的小工作室聚集在一起，最终演化成了一个文化和艺术片区。在田子坊，一楼是艺术家们的工作室，楼上的公寓里则继续居住着年长的居民们。

  虽然本地居民不喜欢看到咖啡馆、餐厅和小型商店慢慢取代艺术家们的工作室，但田子坊依旧保持着原始的建筑风貌和韵味。树阴和盆栽植物的影子将狭窄的鹅卵石小路覆盖，静静看着游人不停地穿梭。有的人会停下脚步，享用手工研磨的日式咖啡（Caf Dan）、巧克力奶昔或者烟熏三文鱼百吉饼（Kommune）。与布满国际化连锁店的新天地不同，田子坊聚集了很多风格奇特的本地商店，比如青兰工舍（Pureland）。这家店铺专门出售手工瓷板画，内容有锦鲤、宝塔和其他传统中式风景。泰迪熊主题餐厅（Teddy Bear Family）也坐落在田子坊。在这家泰式餐厅里，你能找到很多毛绒玩具。

  上海有着磁悬浮列车和超高摩天大厦，这样的高度让人感到震撼。而走在相对低矮很多的田子坊，你便有着惬意和放松的感觉。与其他石库门一样，田子坊里也见不到汽车。在如今的上海，像这种可以安心漫步街头却无需担心横冲直撞电动车和汽车的地方可真的是不多了。

  同时这里的石库门也是一种温和的讽刺，让人不禁反思上海这几年来快速的提升的代价。

  石库门孕育了精明谨慎却又相互依赖的上海人。拆除这些建筑的同时，很多见证过中国诞生、发展的老建筑也消失在地图上。

  拆除石库门后，人们建起了一栋栋楼。里面的邻居互不相识，丝毫没有亲密的邻里关系。这些公寓里有的只是隔离和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