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藏在木箱里的青涩时光
一只老木箱尘封着岁月的沉重。一摞信件，一支钢笔，记录着一段辛酸，书写一段往事。
那是1969年3月，春节刚过，乍暖还寒。刚过15周岁的我，跟随上山下乡大军，乘坐一辆长途客车，颠簸着来到百里外的偏僻异乡。与我结伴而行的还有两只木箱，一只黑色的，装着蚊帐、线毯、冬夏衣服等。另一只，恰当说是只包装箱，松木板，没上油，装着毛主席著作、鲁迅杂文等书籍，以及水杯、饭盒等日常生活用品。
50多年过去了，黑木箱在几次搬迁后不知不觉地被丢弃了，而那只松木板箱却和我不离不弃，跟着我上山，又随着我返城，重新再回到老家一间小空房内。究其原因，小木箱里放着我一直珍藏的一支钢笔和几十封信。
线月，我来到地区党校，参加知青专题培训班。小组讨论会上，有一个女学员，扎着两条麻花短辫，穿着朴素，一脸秀气，眼睛忽闪忽闪，静静地看着我发言。星期日，我们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到市区四处逛逛，她跟在后面，我瞪一眼，她不作声，莞尔一笑，于是认识了。
交谈中得知是老乡，她家住城东边远山沟小村庄里，去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同样处境、同样语言，彼此有了几分亲切感，话匣子打开，说也说不完。在那短短的半个月里，我们在古城东西塔下徜徉，看桑莲古刹美轮美奂；在清源山上攀爬，望老君岩镌刻岁月沧桑，留下了一张张欢乐、美好的合影。会后，我和她互留通信地址，相约回家再见。
县城每天有一趟班车开往我插队的公社，寄来寄出的邮件全靠班车运送，大约在中午时分抵达，大队离公社所在地不远。我回山区后，和以前不一样了，每到班车到达的时间，便早早地来到邮电所等着，三天五天和所里的人都混熟了。我掐指一算，信该来了，没来，心里觉得丢了什么。信来了，反而觉得不急了，不紧不慢地拆开封口。
冬月的山沟还笼罩在云环雾绕中，果园里的枇杷树首度开花了，黄褐色的枝梗上吐出白色的花瓣，一束束、一团团，掩映在深绿色的宛如琵琶状的树叶间，昔日的荒山秃岗飘动着淡淡的清香。随着收获的喜悦，伴着春的脚步，她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县里开始征兵，有女兵，她想报名试试，征求我的意见。这是天大的好事，我马上回信，表示十分支持。当兵光荣，尤其是当女兵，更是无数青春少女心中的梦。况且对于她，正是走出山沟、鲤鱼跳龙门的难逢机会。
后来听人说，当年部队到县里只招2个女兵，县直单位、下面公社“抢”着要，多方争执不下。有位领导开口了，说女耕山队员辛苦，于是耕山队得到1个名额。全县有几十个上百支耕山队，那就比先进比贡献。她所在的耕山队是远近闻名的三八红旗集体，刚受省表彰赠匾授旗，也就在激烈的竞争中，好不容易得到这一个名额了。她家庭出身、个人表现好，又是队里唯一的高中生，可谓根正苗红。经过层层推荐、筛选、政审、目测、体检、面试等，一路过关斩将，终于如愿以偿，美梦成真。
临走前一天，我搭乘装载木头的货车赶回县城，按约定在八角亭见面。这里是城关最热闹的地段，县政府、武装部就在附近。我正想叫她，她摇摇头，示意走到商店旁一巷口，扭头左顾右盼开口说：“没想到这么快，没想到会那么远。”我嗫嚅着：“刚认识，就要分开，我，真不想……”想说的准备说的一脑子全忘了。
她低着嗓音，有点沙哑地说：“说走就走，我也没想到。”我接着说：“你走了，以后……”话没时间多说，她的手匆匆地伸入布挎包摸索着，我也赶快从裤袋里掏出送给她的礼物。几乎在一同时，双方拿出的都是一支钢笔，两人对立，互相交换，会意地笑了。我送她“英雄”，她送我“永生”，都是当时流行的钢笔好品牌。她说：“明天你就不用来送了，我会给你写信。”我嗯嗯地点点头，再三叮嘱，出门在外，照顾好自己。她转身走了，消失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还呆呆站着，紧紧地握着她的那一支钢笔。
在欢送人群的锣鼓声中，她胸前戴着大红光荣花，义无反顾地踏上从军之路。等待来信的心情虽然焦灼，但是，收到来信得知近况的欢喜却不可言状。半个月后终于收到了她参军后从京城发出的第一封信。我迫不及待折开信封，抽出信笺，一张照片映入眼帘。
南方大地已春暖花开，北国风光依旧千里冰封。相片上的她头戴棉帽，身穿棉袄，鹅蛋脸庞上大大的瞳眸，犹如一汪清水，清澈明净。“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更显端庄秀丽、英姿飒爽。浅浅一笑中仍显露着农家女的羞涩和好奇。长长的一封信，有五、六张，信上特别提到，“这次能参军来到这里，确不容易，几费周折，差点被我俩那事弄僵。”怎么一回事？她写道，“面试是最后关键一关，征兵工作人员询问交男朋友谈恋爱一事，我的心一下子揪得紧紧的。也不明白他们从哪儿得到小报告，还绘声绘色地说一番，好在反映迅速，从容应对，才顺利过关。”
看到这里，我也是一时摸不着头脑，感到莫明其妙。“好啦，一切都好了”她笔锋一转高兴地写道，“来到部队医院一切都能适应，准备到卫校参加新兵训练，有机会争取上医大学习。”信的末端写着，“别担心，我会回家，等着我回去才……”，才什么？下面几点省略号。一点一点，不言而喻，我的心，像有只小鹿扑扑乱撞。仔仔细细反复地看着信里的每一行每一字，看着照片上抿着嘴冲我微笑的她，鼻子一酸，眼圈红了。
月上柳梢，月光撒在静静的秋夜。两年后，她第一次回家探亲。只见她，结结实实的两条短辫左右晃动，发梢上系着红色的蝴蝶结，散落在额头前缕缕刘海，勾勒出乌黑眉毛明亮双眼，无檐军帽上一颗红星和军衣领边两块红领章熠熠生辉，领口衬衣几道蓝白相间的横条纹，平添几分俏丽。
我俩沿着长长的城乡公路走呀走，来回地走，彼此听得到对方的喘息。凤凰树下，我鼓起勇气，第一次拉着她的手，想把她地拥入怀里，她轻轻地推开。路过的人用惊奇的眼光望着我们，望着她那一身上白下藏青的海军军装，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我也到过她的家，沿着忽上忽下的山间土路走了半天。她父亲诧异地望着我，而她不在意笑了笑，说是同学。天黑了，晒谷场边挂起一方银幕，社员们早早地搬椅子、凳子占着位，我和她站在场外，什么电影什么内容一点也看不下去。山风吹来，有点凉意，她把藏蓝色的军帽扣在我头上，注视着说：“你也像个军人。”一会儿，她仰望星空，一声叹息，“唉，要是军人该多好啊。”那晚，我独自在她家的楼阁上，眼睁睁地等着天亮。
她回部队后，你一封，我一封，全靠鸿雁传书。在一起，话不多，信上话多了。面对面，不敢说，信上胆大了，也敢称她为亲爱的了，署名也敢写上爱你的了。每收到她的来信，我便想象着她嘴嗑笔杆、凝目蹙眉的模样，似乎还触摸到她掌心的余温。信慢慢的变多，已有厚厚一迭了。“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想起了有首咏七夕的名言佳句这么说的。
三年后，她从军医学院专科毕业，重回部队医院。改革号角正吹响，知青命运陡然改变，返城就业，招工进厂，我来到一家大型建筑国企。最初在工地当学徒，整天与砂石水泥打交道，后重新调整岗位，分配在市区后勤厂，工作、生活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她寄来实施工程技术专业教材，要我好好学习争取进步。最让我欣慰的是，她说准备向组织打报告……我心里长舒了一口气，觉得终于一块大石头落地，那夜，睡得真香。自以为一切稳稳当当，水到渠成，好日子就在眼前。
四季更迭，暑去寒来。有段时间我问起报告的事，写了吗？批准了吗？她说慢慢来，急不得。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在忐忑中度过，我只能默默地望穿秋水，焦心地等待。
那天，邮递员在车间外找到我，让我在收件人栏里签个名，我眼皮跳动，一种不祥预感油然而生。一封挂号信突如其来，如晴天霹雳，在我心头炸响。她说：“我俩的事，父母、家里人早就知道了，他们坚决反对，说有机会在大京城发展，不要再回小城小乡。
对此她也无奈，只能听父母的。她说：“就把我当妹吧。”我欲哭无泪，“……”，这个令人憧憬、充满希望的省略号，让我牵肠挂肚，翘首以盼，苦苦地守着，痴痴地护着，整整等了7个年头。我，错了吗？我反复问自己。看似简单却深不可测另人难以捉摸的标点符号，仅仅一句父母反对家人反对，就把它轻易地诠释了。
我回到老家，回到有母亲庇护的老家。躲进小房间，打开木箱，从信封里抽出信笺，一页一页地读，一封一封地念，泪水湿润了眼眶，湿了胸前一大片衣襟。母亲就在门外，不停地拍着门板，不停地求着：“开门呀，不要这样。”
天下做父母的总为子女操心，尤其是在个人问题上，他们考虑的更远更周全。然而，又有多少以父母为借口而改变的呢？好几个月来，我冷静下来，扪心自问，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居无定所，工地为家。
而她，道路宽广，前程似锦。我没理由责怪和奢求她，而应设身处地为她想一想。我俩萍水相逢，天各一方，几年难得见上一面，就像池塘里游走的浮莲，从一开始就注定在风雨摇曳下飘忽不定，隔得远远的。
如果是爱，也是青涩、懵懂、脆弱的，将心比心，我也会作出如此的抉择。只是人生的每一个第一次，都是用刀刻的，一时难以自拔，抹不掉磨不平，需要一些时间来冲刷。有些甚至刻骨铭心，一辈子忘不了。
我调整心态，重新振作，一心扑在工作和学习上。业余自学大学工民建专业课程，成为全市第一批在职研究生，选送海外大学进修工程项目管理。转了干，入了党，评了高级工程师职称，还被大学聘为兼职教授，担任集团总工程师，当了技术部门负责人。闲时写点文章，少了悲伤，多了开朗，过去的事也就暂且撂一边了。
工作期间，亲戚、朋友和同事先后介绍了几个对象，我均找种种原因一一谢绝，直到后来与一位女教师结婚，那年我已34岁，女方老家正是我插队的那个村庄。
那次回家，我把信件一封封叠在一起，拿根绳索捆起来，呯地一声，把木箱盖重重放下。母亲看着我，松了一口气，问：“还放着？”我沉思许久，点点头。
以后每逢节假日，我都会拿着这一摞信，轻轻地用手指弹去尘灰，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每次，母亲都跟着我，指指那箱子问：“怎么办？”我回母亲的话：“先放着。”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之间，成家了，女儿懂事了。我带她们回老家，孩子在大院里玩耍。母亲偷着问：“如何来处理？”我知道，老人家问的还是那箱里的东西，这么长时间了，还有什么放不下，还有什么值得去留恋？说来也是，我默不出声。母亲说：“让我来处理。”我说：“还是我自己来吧。”
我走进小房间，脚步不那么沉重，但心里掩不住隐隐的痛。这只松木板老木箱，跟随我上山下乡南征北战，经历了“八年抗战”。里面曾塞得满满，现在孤零零地只剩下一摞信件，一支钢笔。我是否傻了，这么多年还是割舍不得，挥之不去。在她眼里，也许早就过眼云烟，不留一丝痕迹了。我为当初的天真幼稚、不谙世事而觉得可笑。相反，她何尝不是呢？！
钢笔静静地躺在箱底一隅，笔帽蚀出点点锈斑，笔尖已被磨钝了，字从细写成粗，笔杆显得笨拙干涩，不再那么圆润锃亮，多年没用也老了。信息化时代，钢笔已渐渐退出市场淡出人们的视野，用的人不多了，再过几十年就成了老物件。
我手拿笔杆靠近胸口，仿佛一股热流淙淙而出。多年来，我握着它在红色的方格中，一字字、一行行地书写自己的酸甜苦辣，丝毫没有保留地把全部情感倾泻予它，它让我感到充实和满足，让我在青春年少的岁月里，在泛起漪涟的心田里，有了温馨的依托和美好慰藉。我感谢这支笔没嫌弃我，依偎在我身旁，当我的启蒙老师，教我懂得了什么是情什么是爱，何时该得何时该舍，陪我一起度过了难以忘怀的时光。
我解开绳结，信封一下子松开，撒落一地。我拿来剪刀，一直犹豫着。每当她寄来一封信，我便编下号，l、2、3……整整42封。其中有的信封右上角端端正正贴着诗词、样板戏邮票。从小我就有集邮的兴趣，文革期间买了这几套新邮，一直放在箱里舍不得用。我把这些新邮票附在信封里寄给她，让她贴着寄回来收藏。现在，我想把我的邮票一张张剪下，准备带回去夹在集邮册上。
可我还是下不了手啊，这些信件曾揣在我的怀里，掖在枕头下，夹在书本中，我太熟悉了，有的内容还可以背出来：“……接到命令，我们连夜急赴地震灾区，现场断墙残垣，惨不忍睹。卫生队缺人手，我主动请缨加入担架队，我是大山的女儿，我有浑身力气，我应冲在前……”；“……有位病人话带着闽南腔，整日忧心仲仲，情绪不稳定，治疗不配合。有次我在他保温杯里冲了泡你寄来的茶叶，他一喝，睁大眼睛瞪着我问，你是老乡？我点点头，他高兴地说，对，这是家乡铁观音。此后，他什么都听护士、医生的……”；“……报告写了，沒上交，我拿不定主意。这么多年，我总觉得说不出，我们俩之间好像缺少什么……是我不好，今生让你久等了，原谅我吧……”
我已经懂得，为一时的许诺而一味地等候，是不会凭空结出果。可我不明白，感情像藕丝，节断几十年了，丝还牵着。或许是老年人站在夕阳下的一种怀旧情结，或许是一壶苦涩的咖啡，喝空了还让你细细地回味，只是没想到品尝得这么久，如竭泉复涌、细水流长。
木箱里原来还有一包黄豆，用白色塑料袋装着。那次我回县城，她送的，说是自己种自己收成，山里缺莱净吃腌的，改样改样。还说农活闲了正月里就到山内找我。那包黄豆，我一直放着，宁可沾着盐巴也不炒着炖着吃掉。黄豆早已蛀了化为粉末，那个约定最终也落空。
前几年，县城扩大，道路拓宽，老家房子拆了。推土机一声吼叫，砖墙轰然倒塌。那只老木箱，瞬间隐没在飞扬的尘土中，那一摞信件，那一支钢笔随之而去，不复存在了。
在庆祝建国70周年期间，县里举办巾帼建功代表茶话会，邀请各地几位家乡籍经典人物作汇报，其中有位女军医，转业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退休后每年为居民义诊近800人次，为孤寡老人、低保人员等免费送药万余元。有次乘坐公交车，车上有人突然抽搐昏厥，她挺身而出，及时进行胸部按压、人工呼吸，为挽回患者生命赢得第一时间。她退役不退志，退休不退岗，始终追求并践行着一个军人、一名医生的神圣使命，八一建军节前夕，荣获当地市“最美退伍军人”称号。
当得知她的姓名时，我的心为之一震，呯呯地跳个不停。40多年了，我真想在有生之年，有朝一日再见上她一面，把相片当面还给她。我还要告诉她，当初你的选择没有错。我应该感谢你，让我在碌碌无为中重拾信心，奋发向上，尽一技之长，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至今我也没去找她，就像保存那几张相片一样，在我心中永远珍藏着那一份质朴，那一种美丽，那一份牵挂，那一种滋味。（知青情缘刘乐亮老师荐稿）
作者简介：罗伯利，笔名罗柏励，1954年出生，福建省泉州市人，上山下乡知青，党员，退休干部，现为泉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